分卷阅读42
顿了顿，谢兰生说：“是这样的……我已经把分镜头表给贵公司寄过去了。”“对，我收到了。”“嗯，您能看到，分镜头表比较详细，每一场的下属镜号也被标在第二列了。同时，因为需要节省胶片，我们几乎每个分镜都只拍摄了那一次。唯三拍了两次以上的地方出现在脚本的第65页、第130页以及第195页，对这几处请都使用最后一次拍的片段，我已经在分镜脚本的空白处标出来了，我想这些会给LAB的剪辑降低一些难度……还有，为给后期提供方便，在片场时我们是用英文说写拍摄场次和镜号的，可以对上。”Nathan似乎在考虑可行性，语速很慢：“OK……OK……我了解了……”“对不起，我也没钱去悉尼了——”谢兰生的一把声音在柔和中带着坚持，“我只能用电话和您说明这部电影的立意、剧情、人物性格、还有伏笔。”“嗯，您说。”谢兰生把莘野改过的英文稿缓缓念出来，并且确保Nathan听懂了他说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词。他对莘野还演练过，莘野说他都能明白。Nathan也听得十分认真，还反问了几个问题，谢兰生都一一答了。Nathan还是希望谢兰生能冲一个样片出来，并亲自到澳大利亚和实验室即时沟通，可谢兰生真的没钱。最后，谢兰生说：“Nathan，我们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或者第二个自己拍电影的团队。我们真的希望可以制作一部好的片子出来，给中国的独立电影开个好头，抛砖引玉，给类似的电影团队一点灵感、一点激励。”Nathan道：“我理解。”“我……”谢兰生几乎是在乞求地说，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讲，但是，如果您能把它当做您自己的片子来做，我一定会从我心底里感激您，并且永远铭记您的这份善良。”他希望能得到支持。听到“alwaysrememberyourkindness”，Nathan被震了下，半晌后才道，“说实话，只剪一次，只冲一次，即使对我而言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挑战。你们既然经费有限我也不就多说什么了。我没办法保证任何事，我只能说，虽然这单金额很小但我一定尽力而为。”谢兰生说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放下电话，他长舒了一大口气，感觉自己非常幸运。搞定了。谢兰生会相信Nathan，相信对方能给最合理的剪辑手法和最完美的呈现方式，也相信Nathan并不会把相对简单的剪辑给搞砸。…………把摄影机还给北电，把灯光还给在开广告公司的本科室友张世杰王中敏（第1章），谢兰生把几本胶片按照顺序整理了下，便郑重地去邮局了。他要把的胶片寄到遥远的澳洲去。小红小绿都不在，莘野已经去上海了，谢兰生只能自己一个人去办理邮寄。在谢兰生家旁边的邮电局东四十条所，谢兰生跟柜台阿姨买了一个大纸壳箱，把封好的胶片小心翼翼地放进去，称了重量，贴了邮票，接着抱着小纸壳箱，右手掏出一张白纸，问对面的柜台阿姨：“那个，这张说明，可以贴在盒子上吗？贴在哪里比较合适？”柜台阿姨十分不耐烦，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北京大妈嗓门超大，谢兰生的娘李井柔近年也有这个趋势，谢兰生总觉得不妙。谢兰生答：“给海关的一个说明。”“哈？”谢兰生又大了点声儿：“给海关的一个说明。”这是莘野曾告诉他需要准备的东西。谢兰生活了22年多从没寄过国际包裹，也不知道向澳洲寄电影胶片需要清关，然而前几天，就在他刚下定决心要去澳洲做后期后，莘野给他打电话说“一切发往国外的东西都可能被对方国家的海关开箱查验”，让他准备一个显眼的“attention”字条贴在箱子上，同时也贴在每盒胶片上。白纸上，有谢兰生用中英文给海关写的请求信：【内含胶片，不能见光，恳请海关谨慎开箱。】是用粗黑的笔写的，非常显眼。虽然知道邮电局并不会管违法拍电影，可谢兰生还是心虚，拿着纸条遮遮掩掩，怕被看出他是一个图谋不轨的坏人来。“说明？”北京大妈嗓门惊人，一把夺过谢兰生手里攥着的说明，扫了一眼，有些了然，又轻飘飘地扔回去，说，“放那吧，我等会儿给你贴上。”在谢兰生贴邮票时她已经开始服务下个顾客了，这会儿谢兰生回来，她手里活却还没完。“谢谢谢谢，真是辛苦您了。”不过，话虽然是这样说，谢兰生却并未离开，只钉子般站在那里。柜台大妈又瞥他一眼：“行了，放那吧！你可以走了！”谢兰生则好脾气地笑：“大姐，这个说明太重要了。我也知道您不会忘，但还是想亲眼看见它被帖在箱子上，图个自己安心罢了。”大妈抿唇，没再说话，却把手里那个包裹给捣弄得哐哐直响，惹得包裹主人都白了谢兰生一眼，嫌他多事，可谢兰生非常坚持，杵在原地不动弹。等处理完手头的件，柜台大妈把谢兰生的包裹十分粗暴地扯过去，在说明上涂了点胶，一把贴在箱子侧面，又“咣”一声把谢兰生的宝贝胶片扔进后面的包裹堆，道：“行了吧？！贴上了！走吧？”“……”谢兰生摸摸鼻子，说，“谢谢谢谢，辛苦您了。”被摔一下他挺心疼，不过几本胶片都已经被寄掉了，给海关的说明也贴上了，他完成了一件大事，还是开心。从东四十条所出来后，谢兰生连走路都变得一颠儿一颠儿的。他走了两步，越来越雀跃，越走越快，一分钟后终于是在北京街头跑了起来，穿过街道，穿过人群，风撩起了他的额发，他像一只乘着风的鸟。…………不过，他的兴奋只持续了大约十五分钟。一回到家，谢兰生就冷静下来，开始变得患得患失坐立不安。与邮寄后的兴奋不同，谢兰生一瞬间觉得自己心里空落落的，连父母的唠唠叨叨都不愿意再理会了。他的工作已经完成，现在能做的只有等了。如同一个母亲等待在外打拼的孩子的只言片语，谢兰生也惴惴不安，日夜难眠辗转反侧。他就像有强迫症一般，一闲下来便不断回想拍摄时的每个细节，一会儿觉得这里不好，一会儿觉得那里不好，又想改这里又想改那里，然而因为知道一切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，便徒劳地唉声叹气。他用最大度数的放大镜和最苛刻的眼光看待这部作品，虽然明知它